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历史沿革

存款准备金的历史起源：起源于18世纪初英国，源于银行间自发清算需求，19世纪初在美国演变为法定风险缓冲机制，形成法定化开端，1913年美联储成立，逐渐发展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一种手段，随后在全球得以推广。

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早期历史：（1）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开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同步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2）1989年初，为了进一步提高银行的清偿力，人民银行规定金融机构在银行设立备付金存款账户用于资金收付，（3）1998年央行对准备金制度进行重要改革，合并存款准备金账户与备付金账户，统称为准备金存款账户，健全了存款准备金的支付清算功能，也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存款准备金在货币信贷调控中的作用。

2015年后我国的准备金以平均法并按旬进行考核，为银行流动性管理提供重要缓冲机制：（1）解决单一考核时点下金融机构存款波动的问题，（2）减少考核基数的人为操纵，（3）存款准备金的维持期内，只要平均达到法定要求即可，期间可以低于法定要求，但幅度应在1个百分点及以内。

历史上准备金也曾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1）2014年创设定向降准工具，建立金融机构提高“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比例，（2）2017年升级为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支持范围进一步纳入脱贫攻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3）2019年三档两优（三个基准档、两项优惠政策）的准备金率框架基本建立，（4）2021年12月“三档两优”的“两优”考核不再执行，统一享受最优比例，即为现行制度，仅保留高中低三个基准档。

存款准备金的监管职能及宏观审慎管理职能：（1）2004年创设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2）2011年升级为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纳入逆周期调控思路，关注狭义信贷增速，以差别的准备金率作为激励约束机制（3）2016年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MPA），从关注狭义信贷增速到关注广义信贷增速，考核指标体系也更加全面，以差别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作为激励约束机制。

历史上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经历从加准到降准的变化：也对应了货币政策从结构性流动性盈余的操作框架转变为结构性流动性短缺的操作框架。

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他山之石

美联储、瑞士国家银行、韩国银行、泰国银行接受库存现金作为准备金资产

美联储、日本银行实施累进制的存款准备金率

欧央行和韩国银行按照存款稳定性确认的存款准备金率

欧央行、日本银行在负利率时期实施多层级的存款准备金利率

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欧央行实施浮动利率定价制的存款准备金利率

国际上准备金的考核期和维持期较我国更长，可为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提供更大缓冲

美联储、泰国银行、土耳其中央银行实施准备金余额结转制度，可将当期的超额或缺口规模，结转至下期冲抵或补足

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去向何方

5%的经验下限从何而来？或与国际经验有关，实施货币总量目标的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的四分之一分位数均靠近5%，这部分国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普遍高于实施通胀目标制的国家及发达经济体

准备金率的国际比较：

我国法准高、超准低，而发达国家地区：法准低、超准高，产生这个区别的核心原因或在于，（1）目前发达国家地区普遍实施充足储备调控框架，QE政策遗留的流动性过剩，而我国目前实施的是结构性流动性短缺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2）发达经济体债务扩张进入稳定阶段，而我国仍在高质量发展当中，信用扩张动力强于发达国家地区，对超储消耗更多，（3）发达经济体以直接融资为主，而我国以间接融资主导，同样消耗更多超储。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已取消法定准备金制度，美联储、欧央行、日本银行已淡化法定准备金制度。

打破5%的经验下限，条件逐步成熟了吗？

准备金承担的功能相对繁琐复杂，若要淡化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则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承接准备金的各项功能，国际上也大致沿着这样的足迹，在各项机制健全之后，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才得以淡化，直至取消。

法定准备金制度涉及到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的核心逻辑，在盯住M2作为中介目标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下，以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进而影响M2，最后再向社会经济发展、通胀的最终目标进行传导，是开展货币政策调控的关键作用链条。若要对法定准备金制度加以放松，一个必要前提也是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加速转型，且价格型调控开始逐步占据主导。

综合我国目前的制度建设情况，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各项功能基本都有了对应的替代性制度安排，也已开始进入相适应的社会发展阶段，例如，准备金率可以用于约束信用扩张，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中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可以实现相似的功能，更重要的，2024年6月19日央行潘功胜行长提出“货币信贷已从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意味着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伴随经济结构转型、新旧动能转换，我国的信用扩张动能也有所放缓，这也为逐步放松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形成了必要前提。

此外，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精细化、高频化，或也是淡化准备金制度的另一重要前提，重点是取代准备金的备付功能、应急性支付清算功能，帮助银行提高流动性管理水平，也为特殊时点下银行面临的潜在流动性风险进行必要兜底。而创设于2024年的临时隔夜正逆回购，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午后加场，未来可较好承担这一职能。这也与国际上，例如澳大利亚，在取消准备金制度之后以早场OMO+午后OMO进行制度保障，以及英格兰银行接受银行在日内任何时点向其质押借入资金的制度安排，是类似的。

除此之前，准备金在风险兜底、流动性风险缓冲、释放中长期流动性等方面，也分别有了存款保险制度、《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公开市场国债买卖等制度安排进行一定替代。综合来看，打破5%的条件已经逐步成熟，或只待时间催化。

对债市而言，若准备金制度改革落地

短期可能利好：（1）情绪脉冲（2）未来每次降准释放资金规模可能加大。

但中长期或偏中性：（1）放松对准备金率调整的限制，前提是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加速转型，数量规模对市场影响减弱；（2）债市面临的影响因子复杂而多元，需要综合看待。

风险提示：宏观调控力度超预期、金融监管超预期、市场风险偏好超预期、海外环境变化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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