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

在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利率快速下行之后，新世纪日本进入长期低利率环境，债基收益下降、规模大幅压缩，MRF成为主流。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进入低利率时代，10年国债持续在2%以下运行，2012年之后更是逐步走向零利率。随着债券收益率的持续下行，债券资管产品也面临较大的压力。自2001 年起，债券型基金在长期低利率环境较难实现收益债券基金和货币基金规模急剧下降。MRF自动买入机制与证券账户交易有着密切关联，这使得MRF当前成为低利率环境下固收主要产品。

投资者风险偏好随长期低利率环境逐步提升，推动股票型及混合型基金配置需求增长。观察日本股票型基金演变的过程，可以发现如下特点：ETF和指数基金占比逐渐扩大。在国内股市低迷的情况下，日本股票基金积极增配海外资产。日本股每月决算型基金在债牛和人口老龄化环境下规模有所扩张，但随后受利率过低影响，规模逐渐压缩。从公募基金投资股票行业来看，行业分布较为稳定，电气设备、信息通信、运输机器和化学等行业市值占比较大。J-REITs是日本基金业在低利率时期推出并得以不断扩张的高收益产品，其较高的分红率和流动性是其逐渐兴起的主要原因。

低利率环境下，从业人员和基金数据缩减幅度有限，这可能与权益类和其他产品规模稳定或增长相关。2001年-2004年，基金存量数量缩减11%，随后上升。90年代日本金融和地产从业人员降幅 12.5%，2005年反弹。而日本基金协会会员数和证券公司数量缩减不明显。这或是因为固收类产品规模收缩同时，权益类和其他产品规模保持稳定或回升。

日本公募行业在低利率环境的主要应对策略包括：

1.掀起“费率战”，被动型产品成为竞争焦点。2016-2024年，股票型ETF平均管理费率从0.38%降至0.28%，指数型基金管理费率从0.51%压缩至0.35%。

2.增强海外资产配置。日本公募基金大幅增配外币资产，主要为美国股票。2025年1月，日本公募海外资产中，美国外币净资产占全部国家79.4%，美国资产中股票占比66.4%，债券占比9.0%。

3.抱团取暖，集中度持续提高。多家公司合并来扩大份额，截至2025年1月，野村资管、三菱资管和大和资管三家券商资管子公司总规模为市场总量的50.8%，龙头集中的格局明显。

4.NISA账户和缴费确定型年金为基金引流。日本政府通过NISA、企业型DC和iDeCo，用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居民家庭资金从低收益储蓄转向公募基金。2024年末NISA两账户合计59%的资金投资于基金，2024年3月末企业型DC和iDeCo分别67.3%和73.2%资金投资于基金。

日本公募基金在低利率时期变化应对的启示：

1.长期低利率环境下产品创新与全球化布局是提高盈利方式。我国公募基金可提前布局多资产配置能力，低利率时代全球化投研能力与另类资产配置将成为收益增强的关键。

2.信用下沉和拉长久期来增厚债券投资收益，但在后期贡献有限。低利率环境下整体收益贡献会下降，债券配置可通过信用下沉和拉长久期来增厚收益，配合交易来获取资本利得。这在利率下行前期更为有限，但整体利率进入低水平之后，则对产品净值贡献会明显下降。

3.被动型产品或成为结构性趋势。费率压低后，被动性产品优势凸显。

4.关注监管政策与市场需求的协同驱动。基金公司可加大对个人养老金投资者的重视，根据其投资需求和偏好设计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风险提示：数据测算存在误差，对日本历史数据的理解存在偏差，中日环境差异可能导致可借鉴性降低。

报告正文

自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期通缩与低增长，日本央行为刺激经济实施了长达数十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包括零利率政策、量化宽松（QE）、量化质化宽松（QQE）以及2016年推出的负利率政策。这些政策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长期处于极低水平，10年期国债收益率甚至多次跌破零。

我国近年利率水平持续下行，虽然结构和趋势与日本并不相通，但低利率环境下，资管行业的发展状况却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本文主要梳理日本低利率时期公募基金市场的演变路径与应对策略。日本市场的经验表明，低利率环境既是挑战，也是推动行业变革的重要契机。

1. 日本公募基金市场的演变路径

1.1 产品结构与资产配置的变迁

投资信托是日本的基金，契约型公募基金为主流。在日本，契约型基金为主流，投资公司型主要投资于不动产。截至2025年1月，公募基金占比68.07%，其中契约型公募基金占全部基金规模的64.85%。

1990年至今，日本公募基金中债券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的规模整体来看此消彼长，在1990-1999年债牛股熊期间，股票型基金规模压缩而债券型大幅扩张，而2001年利率持续低位下债券型基金规模大减，股票型基金规模持续增加。

90年代初，日本央行连续加息、日本股市楼市泡沫破裂后，日本股票型基金规模大幅压缩，从1989年末45.6万亿日元降低至1997年末10.0万亿日元，而伴随债市长牛，债券型基金规模有所提升，从1990年9月9.5万亿日元增加至2001年7月44.9万亿日元。

1999年日本开始实行零利率、2001年实行量化宽松，日本进入长期低利率环境，债券型基金规模迅速缩减，股市震荡升温，股票型基金规模随后占比逐渐扩大，截至2025年1月，公募中股票型基金规模231.75万亿日元，占比93.7%，债券型基金规模15.5万亿日元，占比6.3%。

1.1.1 传统债基收益下降，规模大幅压缩，MRF成为主流

2000年代日本进入长期低利率环境，债基收益下降、规模大幅压缩。进入 2000 年代，为了应对经济长期停滞、总需求下降导致的严重通缩，日本政府和央行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大规模财政支出、零利率政策以及量化宽松政策（QE）被相继推出。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压力，提振了市场信心。自 2001 年起，权益基金的总资产净值稳步增长。与之相反，债券型基金在长期低利率环境较难实现收益，债券基金和货币基金规模急剧下降。

日本的固收基金主要有公社债基金、货币管理基金（MMF）与货币储备基金（MRF）三大类。其中，公社债基金可分为长期债券投资信托、中期政府债券基金、国内外债券基金三类。

1989-2001年中期和长期债券信托、国内外投资基金和MMF规模不断扩张，在量化宽松叠加零利率政策后，规模骤减并逐步消亡，截至2023年末，日本市场上仅余少量长期债券型投资信托及MRF两类基金。

长期债券投资信托成立于1961年推出，主要投向长期公司债券，同时长债基金以理论价格估值，可公布预期收益率，产品属性上类似于存款，因此对个人投资者的吸引力较强。但2001年起，日本公司债券以市值计价，不再公布预期收益率；同时低利率环境下长债收益率也在持续下降，因此目前长债基金的市场规模已大幅萎缩。

中期政府债券基金成立于1980年，主要投资2-4年期中期政府债券，但由于中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下降，难以为投资者创造收益，因此该类产品2001年后规模大幅压缩，在2016年退出市场。

国内外债券基金，主要投资海外高利率产品，90年代该产品发展较快，不过目前日本债基投资海外债券没有限制，因此这一类基金产品在2013年基本退出市场。

货币管理基金（MMF）于1992年成立，该基金与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几乎相同，自其推出以来深受市场欢迎，在问世一年后就突破了10万亿日元大关，成为支撑1990年代投资信托市场的大型产品之一，到2000年5月净资产规模达到历史最高记录21.9万亿日元。2001年以后，利率过低导致投资收益难以覆盖管理成本，MMF规模急剧减少。2016年日本进入负利率时代，该类产品在2017年基本退出市场。

目前日本市场中规模最大的货币型基金为MRF，近十年间规模平稳提升，2024年12月规模为15.3万亿日元。1997年日本专门为证券账户设立了货币储备基金（MRF），主要投资于短期、低风险的证券，作为灵活的、风险与收益介于货币基金与一般债券基金之间的产品，MRF的监管要求也更为宽松，因此颇受投资者青睐。MRF基金主要是用途是汇集一般证券账户的资金，方便交易，MRF账户资金一般也是投资于短期金融工具，但与MMF不同的是，MRF主要用作证券交易账户所带来的便捷性，对其收益率要求很低。

MRF自动买入机制与证券账户交易有着密切关联，这使得其当前成为低利率环境下固收主要产品。MRF基金规模整体随着股市表现和股票交易频次而变化，在股市2012年后的走牛期间，其规模从2012年初的5.7万亿上升至2024年末的15.3万亿。从趋势看，MRF规模变化与短端利率相关性不大，与股市表现相关性较强。正是由于MRF与证券账户交易有密切关联，且费率更低、流动性更强，MRF基金才能在利率趋于0的情况下成为固收基金中的主要产品。

信用下沉、增配海外债券、拉长久期是这一期间债基的主要特点。

低利率时期增配海外债券和信用下沉较为明显。2016年日本进入负利率时代后，日本基金明显增配海外债券，并且国内债券进行信用下沉，相较国债，倾向于投资收益更高的地方债和公司债。2016年5月，日本公募债券型基金所配置的外国债券占比高达74.1%，截至2024年末该比例达56%。

在利率下行及负利率时期，通过拉长久期保证收益。从主要投资于国内债券的中期政府债券基金和长期债券投资信托的规模来看，日本公募债基持有债券的久期也在利率下行期有所拉长，假设长期债基久期为10年，中期债基久期为5年，粗略测算其持有债券久期从1989年的6.3年拉长至目前10年的水平。进一步从日本证券业协会公布的日本基金的国债净买入额来看，在日本利率持续下行后，日本基金在2010-2015年对中长期国债有所增配，而2016年短端进入负利率时代后，基金对短期国债的购买量骤减。

从投资者结构来看，日本投资信托以个人投资者持有为主。在这过去的三十年中，持续的低利率和人口的老龄化推动了个人投资者对投资信托的需求。从投资者结构来看，日本投资信托以个人投资者持有为主，即便是债券型投资信托，在2016年之前个人投资者持有占比也较高，其中中期国债基金个人持有占比为40%左右，货币基金中个人投资者持有占比达70%左右。

1.1.2 股票型基金占比扩大

投资者风险偏好随长期低利率环境逐步提升，推动股票型及混合型基金配置需求增长。日本利率持续走低后，股票型基金规模在1997年末触底回升并随股市的震荡和走牛逐渐扩大。2000年后，股市走势有所反复，股票基金市场规模也随之波动，但整体仍保持扩张趋势。2013 年安倍经济学开启后，股票基金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至 2024年末已达230.3万亿日元。其中混合型基金规模也有所增加，截至2024年末混合型基金在整体股票型基金中占比9.5%

ETF和指数基金占比逐渐扩大。被动型基金占比不断扩大，这主要受两大因素驱动：一是日本央行自2010年起通过ETF购买计划直接注资股市，截至2023年其累计购买额达36.5万亿日元；二是费率竞争白热化，指数型基金和ETF的费用在所有股票型基金中最低。截至2025年1月，除ETF之外的指数型基金占比22.2%，ETF占比38.5%，被动型基金合计已占据股票类产品规模的60.8%，成为主要的股票型基金。

在国内股市低迷的情况下，日本股票基金积极增配海外资产。在2000-2012年，日本股市走势反复，整体低位震荡，这一期间日本股票基金加大对海外资产配置，2009年外币资产占股票基金规模比例高达56.9%。2010-2019年期间在日央行量化宽松政策和购买ETF的操作支持下，日本国内股市持续上涨，资金回流国内，外币资产占比降低。2020年以来随着海外股市走强，日本股票型基金海外投资比例再度提升，截至2023年提升至33.4%。

每月决算型基金在债牛和人口老龄化环境下规模有所扩张，但随后受利率过低影响，规模逐渐压缩。每月决算型基金于1997年推出，在债券牛市和人口老龄化的催化下规模得以迅速扩张，当时的每月分红型基金主要投向发达国家的高收益债券，以获取稳定的收益率为主要目标。每月决算型基金每月都会进行一次收益决算和分配，且直接现金分红，其风险较低和每月稳定现金流适配老年人投资需求。然而由于利率过低、债市低迷、固收产品收益率大幅降低等原因，每月决算型基金的规模开始减少，2014年每月决算型基金规模为42.7万亿日元，占公募基金的45.6%，而截至2024年末仅有22.25万亿日元，占比9.04%。

从公募基金投资股票行业来看，行业分布较为稳定，电气设备、信息通信、运输机器和化学等行业市值占比较大。日本市场的整体行业分布在近十年基本保持不变，工业、可选消费和信息技术行业是市场里占比最大的三类行业。相较之下，由于资源匮乏，日本的能源公司市值占比较小。从公募投资偏好来看，电器设备行业是2014年以来公募投资的市值占比最大行业，且近几年占比有所增长。

1.1.3 J-REITs逐渐兴起

J-REITs是日本基金业在低利率时期推出并得以不断扩张的高收益产品。2000年日本修改投资信托法案，将房地产纳入基金投资范围，次年9月，首批两只J-REITs产品在东京证券交易所J-REIT市场上市时，市值约为2600亿日元。之后随着上市J-REITS数量的增加和每只J-REIT规模的扩大，市值2007年5月达到约6.7万亿日元。而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J-REITs市值在2009年2月降至2.1万亿日元。后随着经济转暖以及日本央行2010年以来在QE政策中对J-REITs的大规模购买，J-REITs的资产规模再度转入上升期，截至2025年1月，市值为14.7万亿日元，J-REITs上市基金57只。

J-REITs 较高的分红率和流动性是其逐渐兴起的主要原因。J-REITs 交易额自市场成立 来稳步增长，2007 年 2 月日均交易额达到约 500 亿日元。后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交易价值下降并持续停滞。在 2013 年及以后，随着 TSE REIT 指数的上涨，成交额呈增 加趋势。J-REITs 创立初期其年度分配收益率超过 5%，随后随着规模的扩大，分红率有 所下滑，2007 年中期收益率降至不到 3%，次贷危机时期转为高位波动，随后逐渐回落 并稳定在 4%左右，远高于 10 年国债利率。

1.2 基金数量变化

基金数量未有明显缩减，股票基金解约率有所上升。2001年-2004年，新设基金数量明显减少，导致存量数量有所缩减，2005年起存量基金数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2013年安倍上任后股市大涨，基金新设数量大增。而2007-2013年，除ETF外股票型基金的解约率有所恶化，平均保有期限也有所降低，随后在2014年起得到改善。

行业从业人员变化幅度或相对有限。日本投资信托协会公布的会员数在2000年以来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并未公布公募行业从业人员的数据。日本统计局数据有公布主要行业从业人员数量，2003 年日本劳动调查统计将原本合并统计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分开统计，此处将两行业合并计算来观察长期变化。90年代日本金融和地产从业人数大幅压缩，90年代日本金融保险及房地产业整体的从业人员在 1991-2004 年期间从263万人压缩至 230万人，降幅 12.5%，直至2005年反弹。而从公募基金的主要销售方证券的会员数来看，证券公司数量缩减也不明显.

2. 日本公募基金对低利率的应对策略

2.1 基金公司的业务调整

为争夺市场份额，日本公募基金行业在低利率环境下掀起“费率战”，被动型产品成为竞争焦点。2016-2024年，股票型ETF平均管理费率从0.38%降至0.28%，指数型基金管理费率从0.51%压缩至0.35%，主动管理型基金管理费率也从1.2%降至1.1%。激烈的价格竞争迫使中小型基金公司通过合并降低成本。

全球化布局加速，基金公司增强海外资产配置。过去十年，日本公募基金扩大海外股票投资，截至2025年1月，日本公募基金外币净资产90.3万亿日元，较2014年末增长59.7万亿日元，增配的主要为股票。海外资产投资的国家中，美国、欧盟、印度、英国、澳大利亚排在日本海外投资资产额前五，其中主要增配的是美国资产，2025年1月，美国外币净资产71.7万亿日元，占全部国家79.4%，2014年末这一比例在54.2%。从资产类型看，2025年1月日本公募投资的美国资产中股票占比66.4%，债券占比9.0%。

2.2 通过合并强化实力

日本公募集中度持续提高，规模集中于野村、三菱、大和三家券商资管。根据日本投资信托协会公布各机构基金规模统计，截至2025年1月，野村资管、三菱资管和大和资管三家券商资管子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24.7%、13.9%和12.2%，总规模为市场总量的50.8%。2025年1月前十名的管理机构共占有市场82.7%的规模，与2015年8月57.7%对比看，龙头集中的格局进一步加深。券商系资管公司在与银行系资管公司的竞争中能够长久占据优势主要是因为日本基金销售渠道主要由券商把控，这种局势的形成主要是历史原因：日本最早的资管业务由证券公司运营，证券公司是资管行业早期的主要参与者，销售渠道也由证券公司垄断，这一优势延续至今。

近年一些资管机构通过合并来强化实力。2016年以来日本资管机构的管理费率与销售佣金率总体呈下降趋势，降本使得资管公司之间竞争更加激烈、生存环境更为恶劣，因此许多公司选择了通过“抱团”来强化实力。当前市场份额排名第五的AM-ONE是2016年由DIAM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瑞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瑞穗信托银行资管部门、新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并成立而来，截至2025年1月资产管理规模达15.1万亿日元；市场份额排名第六的三井住友DS是2019年由三井住友资产管理公司和大和住银资产管理公司合并而成，目前资产管理规模达10.0万亿日元。

2.3 监管政策影响

2.3.1 NISA制度推动个人资金从储蓄转向投资

日本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居民家庭资金从低收益储蓄转向公募基金。NISA（Nippon 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于2014年推出，字面是“个人储蓄账户”，根据其内容可成为“小额投资免税账户”。通常情况下，当投资股票或投资信托等金融产品时，卖出这些产品所获得的收益或收到的红利需缴纳约20%的税款。但通过NISA账户投资的金融产品所获得的收益不收取这一税款。一般 NISA 涵盖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股票、股票型基金、ETF和REIT。出售这些产品的投资、上市股票的股息以及股票型基金、ETF 和 REITs 的分配所获得的利润是免税的。这意味着日本政府甘愿牺牲资本利得税的收入，推动日本居民将金融资产从储蓄向投资转移。2024年，日本启用新NISA 制度，上限提高，免税期间永久化，进一步提升日本投资者投资动力。

自推出以来，NISA账户和规模迅速增长，截至2023年末一般和定投NISA账户数合计2125万户，资产账户规模合计35.3万亿日元。该政策对低利率环境下激活个人投资者作用显著，2024年NISA两账户中合计59%的资金规模投资于基金，38%投资于国内股票。

2.3.2 养老金改革政策催生长期资金入市

日本政府通过养老金改革扩大企业和个人年金投资范围，为公募基金注入长期稳定资金。

日本2001年10月出台《缴费确定型年金法》，包括企业型缴费确定型年金 （企业型 DC）和个人型缴费确定型年金（iDeCo），此后两类年金资产规模不断增加，截至2024年3月末，企业型DC规模达22.8万亿日元，iDeCo规模达6.2万亿日元。

企业型DC和iDeCo的主要投资产品为基金，为基金提供了长期且稳定资金流入。截至2024年3月末，企业型DC投资基金占比达67.3%，其中，国内股票型基金占比15.3%；外国股票型基金为占比22.3%；国内债券型基金占比为3.6%；外国债券型基金占比4.0%。iDeCo投资基金的占比达73.2%，其中，国内股票型基金占比12.8%；外国股票型基金为占比35.9%；国内债券型基金占比为1.9%；外国债券型基金占比3.2%。

2.4 管理型投顾

管理型投顾业务规模持续增长，扩大基金投资客群。管理型投顾，指由专业的投资顾问代替用户进行基金选择和交易的服务，在2004-2005年随法律政策放宽，头部券商开始面向零售客户推广管理型投顾业务，2013年后日本牛市催化投顾业务大幅扩张。目前日本投顾业务主要分为两种，通过SMA（Separately Managed Account）和Fund Wrap两类模式覆盖不同客群。SMA支持客户从超千只基金标的池中自主配置，投资对象广泛，且最低投资金额常设置为数千万日元甚至上亿日元，门槛较高；Fund Wrap则更为大众化，最低投资金额可以从几百万日元起，但不可自主选择基金产品，以其低门槛和便捷性吸引中低风险投资者。

管理型投顾以动态配置与专业投顾管理创造差异化价值。两种常见的商业模式SMA与Fund Wrap在服务对象、最低投资额、投资组合灵活性上有所区别，但作为管理型投顾，两者有一些共同特点。相较于传统基金，日本管理型投顾业务通过两个方面增强竞争力：一是管理机构动态资产配置系统实时监控市场指标，定期调整组合以优化收益；二是专业的投资管理服务来实现资产增值，适宜较大资金中低风险投资者。

费率结构升级推动资管机构收入增长，实现规模与费率双赢。共同基金与管理型投顾在费率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普通共同基金通常采用单一费率模式，主要包括管理费、托管费，费用结构透明且固定；而管理型投顾则采用双层收费模式，投资者需同时承担管理投顾服务费和底层基金的费用（如管理费、托管费等），导致总体成本更高。例如野村证券的fund wrap服务包括投资委托报酬、基金包装费用和信托管理费用的总和。通过将公募基金纳入组合方案，公募基金不仅扩大了管理规模，还通过叠加收费实现了更高的管理费收入，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了盈利能力。

3.日本公募行业经验的启示

近年我国利率持续下行，低利率下固收产品资产管理存在挑战。中国目前仍处于利率下行期，截至2025年2月初，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至1.6%左右，利率进入较低水平。而且，居民资产结构趋势调整上，和日本存在一定类似性。2022年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中现金与存款占比高达55%，而2023年美国居民和非营利机构部门的金融资产中现金与存款仅占比12%。相较美国，日本存在居民重储蓄而轻投资的现象。当前中国也面临和日本同样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公共养老金的压力巨大，同时居民资金运用中储蓄占比也较大。

长期低利率环境下产品创新与全球化布局是提高盈利方式。日本公募基金行业在低利率压力下，通过产品创新（每月决算型、MRF）、资产配置多元化（海外资产、另类资产）以及费率竞争，实现了从传统固收依赖向全球多资产平台的转型。中国公募基金需借鉴日本经验，提前布局多资产配置能力，未来若利率进一步下行，全球化投研能力与另类资产配置（如REITs、商品基金）将成为收益增强的关键。

信用下沉和拉长久期来增厚债券投资收益。债市进入长期低利率环境后，短期限利率债难以提供客观收益，日本债券型基金在这一时期对信用债和长久期债券的持仓增加，长久期债务的交易规模也有所增加。当前我国利率水平已经较低，低利率环境下整体收益贡献会下降，债券配置可能需通过信用下沉和拉长久期来增厚收益，配合交易来获取资本利得。

被动型产品或成为结构性趋势。由于在低利率时期日本基金公司在激烈竞争下费率逐渐压低，被动型产品因其管理难度较低费率压得最低，得到投资者的青睐。再考虑到日本政府在QE期间加大对ETF的购买，被动型产品占比逐渐加大。在中国利率下行的环境下，费率调降或也将成为收益下降情况下吸引投资者的方式，被动性基金优势凸显。

关注监管政策与市场需求的协同驱动。日本NISA账户、养老金改革等政策的改革有效引导资金从储蓄转向投资。政府通过NISA账户和缴费确定型年金，牺牲了资本利得税收入，让利于个人投资者，驱动居民将储蓄转向投资，为权益和基金市场引入长期且稳定的资金。我国近年也逐渐推动个人养老金的发展，但覆盖面和激励力度有限，当前年缴费上限1200亿元，且税收优惠主要覆盖个人所得税。未来可能逐渐提高年缴费上限、并推动企业型年金的发展，或支撑基金市场的稳定资金流入。基金公司可加大对个人养老金投资者的重视，根据其投资需求和偏好设计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日本公募基金行业的演变表明，低利率环境既是挑战，更是推动行业变革的契机。对我国而言，需在吸取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土市场特点，构建“产品创新-投资者教育-政策支持”的三角协同体系，提升固收资管产品的竞争力。

风险提示

数据测算存在误差：日本债基久期测算等存在误差。

对日本历史数据的理解存在偏差：对日本从业人员、会员数等数据的解读可能存在偏差。

中日环境差异可能导致可借鉴性降低：中国和日本在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和经济环境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可能导致日本的经验难以借鉴。